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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频中幽幽响起《Are you lonesome tonight》，《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原声，这部湿漉漉又紧张万分长达四个多小时的眷村少年和他的伙伴们如庆典一般走来。
约翰·安德森撰写的《杨德昌》，是一本适合假期读的电影导演文论集。它提供了一个美国人眼中的Edward Yang(杨德昌英文名)电影视角，开宗明义，安德森就坦诚自己对台湾电影不够熟悉，缺乏了解，但是这也不失为一种读解杨德昌的优势，他这么写道。
作为美国南加州大学史上最出名的辍学生杨德昌，仅仅呆了一年之后，就离开了这所长期排名电影学科第一名的学校，因为根据杨德昌自己的说法：“那真是一段灾难性的经历，我对故事和人物的看法和他们是如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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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昌第一部电影作品：《指望》（1982年）是一部短片，与其他三位导演的作品组合成为《光阴的故事》。剧情很简单：一个少女发现自己月经初潮的无助和孤独。她听的是披头士的《你好，再见》，青春期少女在男房客和姐姐的暧昧关系中懵懂寻找成长的滋味。这种三角关系如果放在当时的政治框架之下考量，可以寻找某种意味深长的隐喻滋味。
三年前的1979年，美国卡特总统宣布与台北断交，转而和中国大陆建交。失去了了这层与美国的特殊保护关系让台湾上下变得惶恐不安。此时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迎来了明显的低潮，经过社会基层的大规模示威，政府被迫妥协，释放出部分权力，于是在文化领域与审查机制的对抗变得更容易了。
此时，在美国已经从事7年计算机工作的杨德昌毅然决定回到台湾，当然，1977年，在西雅图电影院里偶然撞见的德国导演赫尔佐格的《阿基尔，上帝的愤怒》点燃了他的创作欲望：“我必须在垂垂老朽之前做些自己热爱的事情。”
回到台湾之后的杨德昌如鱼得水，在台北济南路69号的杨氏旧居马上聚集了一票文艺青年比如侯孝贤，吴念真等，天天在这个不上锁的屋子里高谈阔论之余还相互扶持着拍电影。根据侯孝贤的回忆，杨德昌不但带回了大岛渚的《少年》录像带，还在放映完之后，手工整理了一份场景表分发给在场所有人。那是台湾电影摩拳擦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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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其中过于浪漫的想象摘除掉，这其实就是一群精力旺盛又无处宣泄的文艺青年扎堆讨论、相互取暖的经历，几年之后，他们将从这个每平方公里密布着多达609个人的小岛上，开始创作生涯的发轫史。
约翰·安德森在杨德昌电影里读到了导演对现代都市中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渴望，并称之为核心诉求。而杨德昌与他的战友侯孝贤最大不同，就是他更积极地要求观众们相信那些被现代性飞快改变或要求人们放弃的东西（比如宗教信仰中的平等观念）。所以，杨德昌比侯孝贤更为积极明朗一些。至少在安德森看来。这么说也未尝不可，尽管在我看来，杨德昌比侯孝贤更为冷酷，但是至少《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最后的结尾还是予人以希望。
在台湾电影史上，也曾出现过政府过度干预创作的阶段，比如“健康写实主义”：1960年代到1970年代末，政府为了弘扬主流价值观，拍摄了一批以正面描绘外省籍人士生活的电影。而此时，杨德昌和刚才提及的三位导演：张毅、柯一正、陶德辰带着他们充满朝气的《光阴的故事》走来了。一反此前政府干预所带来的钳制和干预，为当时的观众带来一股清新之风，这批年轻人终于登上了台湾电影舞台中央。
对于杨德昌第四部长片作品《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安德森的评价是：“一出受难剧，一首挽歌，一部东方版的《西区故事》，是杨德昌对1991年之前所有作品的综合和再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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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改编自真实事件，当时，建中学生茅武刺杀女生一案轰动全台湾。而在这部全景式万象电影中，杨德昌添加了许多“私货”：1960年9月的台湾是一个摇摇欲坠分崩离析的社会。在价值观上，这个小岛上面临传统价值观威权失落，如“汪狗”；日美文化威权青黄不接；日本人虽然撤退但是留下了情感依存和文化影响：武士刀，建筑风格；而美国文化对青年人的吸引力仍在，比如充斥其中的摇滚乐。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英文名叫做《A bright summer day》，摘录自猫王的歌词，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讽之意，而片中的贯穿道具：1、片场捡来的强力光束手电筒构成了对bright的隐喻；2、而这个光束也和电影核心“寻找出口”组成了完整结构；3、在影片黑暗作为主基调的影像风格上，光束努力穿透黑暗；4、光束恰如小明刺出的黑暗之刀；5、最后在电影海报上采用了张震的整个左眼，少年光束一般，凝视想努力看清楚这个世界。这五位一体构成了电影统一的核心美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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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表达的是少年“努力改变世界”而失败的故事，那么2000年杨德昌最后一部杰作《一一》则全然相反，尽管电影外层裹了些许温情主义的外壳，但是在和欣赏，杨德昌认为人与人之间真正沟通其实是不存在的。没有人能真正了解或者体验别人的生活。为此他放弃了，尽管片中预留了可爱的男孩洋洋的角色，这看起来是导演过了五十岁之后的一种情感寄托。
在贾樟柯，阿萨亚斯等人的回忆中，杨德昌都是那个孤独，冷峻寡言的形象，也许孤独就源于他的理性坚持，以及审慎地和当下保持某种距离有关，但这也许是伟大的艺术家的普遍命运，无论他们所来之途如何之殊，最后都将同归于孤独。